做了记录,登记在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是1976年的腊月。过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我、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
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子!”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德发长”,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个大宅也成了革委会办事处,他也就跟着没了去处,临走前,胖子到汽车连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从小跟那长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把那栋原本属于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浇了里里透透,一把火点了之后就开始逃。到现在,他也还是个黑户,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这一带混混日子。
第四十三章千钧一发
“文革结束了。”我说道。
胖子端着碗拿在手里晃了晃,然后猛的往嘴里灌了一大口酒道:“结束了,都结束了。”如他所说,对于他而言什么都结束了。
胖子的“家”就在西安城外一片荒地上,他指着那间用木板和水泥袋糊的大棚子对我说:“哥们,既然到这儿了总得带你回家坐坐,别嫌弃,冬暖夏凉,还不用交租金。”
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胖子如今混到了这个田地,看着那棚子两边齐腰深的野草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还没走近就已经闻到了一股臭味。
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舒服,嘿嘿笑道:“在这儿收些破烂玩意,城里不让堆,我就拉这儿来。换几个钱买点小酒,天不管地不管,倒也潇洒,走吧。”
我跟着胖子一块儿过去,各种各样的破烂堆满了整个院子,从建筑材料到废铜烂铁,从瓶瓶罐罐到塑料垃圾,屋里屋外,只要能见着的地方都是这些东西,我亲眼看见好几只老鼠在院子追着互相到处跑。胖子的“床”是用两块门板拼的,屋子里还有台少了个喇叭的卡带机正在放着革命歌曲,窗台边有个煤球炉,上面架着一口破锅和没洗的两个碗。
胖子转身进了隔壁房间一阵鼓捣,没一会儿摇头晃脑的拿着两瓶橘子汽水出来对我说道:“冰的,喝吧,我这儿是啥都有,啥都不缺,早就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好家伙,还真有台电话机放在床头,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响铃,反正我是没见着电话线。
我喝着汽水坐在床边问道:“做这行,赚吗?”
胖子冲我笑笑:“你看我瘦了没?”我上下一打量还是那身肥膘便说道:“看样子还不赖,比我强啊。”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倒腾卡带有啥出息,小忆你不是在广州吗,那边听说离香港很近?”
“怎么?你去过?”“我没法买火车票,实话告诉你,你要真在那边我给你指条路子,去深圳收旧电器。什么日本的,美国的,西德的全让人用船来到香港,那边有人专门翻新,然后再弄到国内来,起码翻这个数。”胖子对我伸出的是一个巴掌,那就意味着是五倍。
“你咋知道?”我问道。
胖子指指屋里的那些破烂道:“我干这行的我咋不清楚,要是有户口我告诉你我早发了去了。这不刚好你来了,又在那边混,咱俩合作,你负责进货,我负责出货,利润咱哥俩都好说,随你便。”
“这好像算走私吧?”
“你怕个球,放心,只要能进关就是合法的,我在那边有人。”
“谁?”
胖子故作神秘地说道:“一个香港人,每个月都到我这儿来一趟,这点事儿交给他去办,你就负责运货。好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倒腾文物,这些东西都是掩人耳目的,西安这地方挖地三尺下去都是贵族墓,一个叠着一个,我这行叫吃‘先人饭’,别小看,就你脚下的那个壶就值一千港币。”
“啥?一千!”我瞅着那个灰不溜秋的坛子还有些碍眼呢,这倒真是出乎我意料。
胖子点了根烟又递给我一根,“没啥大惊小怪的,我晚上当夜壶用的,过几天等他来了拿水冲一下就行。”
我俩正在说着,突然屋外有咳嗽声响了起来,胖子立刻警觉的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把枕头一掀,我看见他拿了个东西往后腰带上一插,那好像是一把手枪。
他对我使了个眼色之后便出去开门,然后在门外嘀咕了一阵就带进来一个身穿蓝色马褂的中年男人,那男人的脸上有一条斜疤,从眼角一直开到嘴唇,活脱脱像是一条蜈蚣。那人进来后先是一愣,大概没想到这儿还有人,接着他就死死地盯着我,我看他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冰冷的杀气。
胖子给他递了跟烟,那人并没有接还是盯着我看,胖子对他解释道:“没事,丁公子,这是我兄弟,过命的交情,自己人。”
那人这才撇过眼去对胖子说道:“今晚,城北焦家村果树园,看园子的老头已经被安排好交出去喝酒了。地方我打了标记,利索点,别露马脚,最近风头紧。”
胖子接过那人递过来的一张纸条连连点头道:“丁公子,我办事,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