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  “躲”过几天，毛泽东派人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者去医院看看江膏，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我，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夭，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勃勃召唤。我显出有些勉强。天天陪她打牌，实在厌烦了。又不能不扛，就用叹气和懒洋洋的动作表达不满。

    我的“消极怠工”很快被江青看出来，她被扫了兴，脸沉下来，用勉强装出来的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了？银桥。想老婆了？没精打彩的！”

    “没什么。”我有气无力应一声，看看腕上的表，已经2点半钟。我叹口气，这牌打的真没意思。

    “该你出牌了！”江青已经面露愠色。

    我没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会儿才机械地抽一张牌扔出去。

    没动脑子，出错牌了。江青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见。

    “银桥，你是怎么了？”江青的声音显出她是尽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没什么。”我淡淡他说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有田云玉！”

    我抽了抽嘴角，懒得再说话。夏天人就是发懒。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但我没解释，只是叹长气。

    我的没完没了地叹气，连输两盘。接下来的一盘出没两张牌，输局已定。而我还在没滋没味地叹气。

    “不打了！江青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来：“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要陪主席去开会，现在还要陪你打牌，你说我干什么？”

    “放肆！你是跟谁说话？”江膏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说话吗？是你跟我发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

    “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没有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身体发抖，说：“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个卫上长吗？你给我出去，滚！

    江青当着卫士们和护士的面这样喝斥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卫士可以，我可是卫士长，三八式干部，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这些卫士平时都是听从我指挥的。这样伤害我，以后我工作还有威信吗？我涨红了脸，也喊起来：“你狂什么？你不就是个秘书吗？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你万岁！

    “你说谁？呵.你说谁？你再说一边，我看你再说一遍！江青要朝我冲过来，被护士们拉住劝。卫士们就往外拉我。我甩开卫士，迎着江青喊：“我就说你了，怎么着？我是卫士长，不是陪你打扑克的。”

    于是，我们越吵越凶。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时的光景了。那时我是卫士，现在我是卫士长；那次我说了她躲风。理短嘴软，这次是她没理。她说一句我说两句，陈糠烂谷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了，谁也不让谁，互相揭短。吵到后来，她哇哇地哭，我也呜呜地哭，边哭边互相指着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简直像小孩子打架。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朝外拉我。我也知道事情闹大了，心有些虚，也有些慌，何况毛泽东也该去开会了，我素性趁卫士拉扯的机会，甩下江青就朝毛泽东房间里跑，边跑边哭。

    毛泽东已经起床，正在看文件。似乎听到了哭喊声，皱起盾头正朝外张望，我一共闯进门，放声大哭，指着外面说：“主席，江青骂我，跟我吵，吵她说，她说我就是伺候她，为她服务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皱着眉头说：“你们整天闹什么闹？到底为什么？”

    “打扑克，她怪我出错牌，我想着主席要去开会，我就没心打，江青就发脾气，把牌就这么朝我甩”我正在哭诉，门口一阵乱，江青也哭喊着跑进来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国。毛泽东站在我和江青之间，喝令我们不许吵，可是已经吵起来了，谁也不肯先住嘴。毛泽东大概也听出我们吵的全是鸡毛蒜皮陈糠烂谷子，便一只手把我往屋里推，另一只手把江青往屋外推，喊着：“不许吵，都给我闭嘴！我看你们谁再吵？你们蠢么！像什么话？”

    出现了片刻的沉静。毛泽东往出推江青：“你年纪大。你就不能少说一句？”江青临出门，我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一来江青不干了，回身又往屋里冲，边冲边哭喊着骂。毛泽东回身瞪住我：“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说？”

    我闭住嘴，可是江青没完没了喊，毛泽东连喝几声没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来。

    毛泽东真气坏了，打雷似地吼一声：“住嘴！”屋子里陡地一静，毛泽东立刻接着说：“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我和江青都不敢说了。

    “我每天忙成这样，你们还嫌我忙得不够是不是？你们闲得发慌是不是？打个扑克也吵成这样，说出去叫人家听听，毛泽东的秘书和卫士长为了打扑克吵架，还哭，拉也拉不开，你们像话吗？丢人不丢？”毛泽东吮吮下唇，将手那么一划：“到此为止，你们两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书去！

    从此，我和江青打对家的玩牌史便结束了。

    事后，罗部长和杨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整风会，批评我订税：“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又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

    这件事对我并没什么压力，就像家里人吵架一样，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解决问题也是家庭内部协调关系的方式。只要干久了，卫士们都会感觉自己是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对待我们也如同对待亲人一样。爱也爱得深切，骂也骂得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无需端个架子“注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