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活，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15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友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友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像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一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无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50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交，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瘦，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于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份的奢望。

    王惠戴上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像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喳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知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会。”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得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一种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毛泽东就属于这一类爱管别人事的热心肠。

    韩桂馨从18岁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工作中，我们接触较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转战陕北时，我们只是有好感，并没有想得更多。有一天，毛泽东忽然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我心里涌起热浪，脸上一下子红了。虽然低下头没有言声。却感觉毛泽东那么知心，可亲近。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

    来到西柏坡后，生活相对安定，我与小韩接触也多起来，有次散步，毛泽东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样啊？”

    我龈颜低头，窘笑不语。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的手背。

    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托人向小韩捎话的男同志不少，而我却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机会。

    家乡有来信，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不语。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我心里顿时一亮，毛泽东就是比我有办法！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她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我的胆子便大起来，盯紧她说：“你代我写封回信吧？”她低下头，嘴里嘟哝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答应”

    我长长舒口气，笑了：“要不然我还傻呢，是主席教我这个聪明办法，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学舌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善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

    我们手拉手走到院子里，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抚摸我的胳膊，轻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份这就叫缘份。”

    1948年12月，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祝贺”“夭公作美，十分赞成”“总支委会同意”等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毛泽东曾亲自帮忙给好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生活问题。在这方面他又热心，又细心，又讲大道理，又讲实际，还十分富于男子汉气概。

    卫士封耀松跳舞认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不久又吹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说了，开导说：“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40多元钱，怎么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

    他又借机提醒其他卫士：“你们就以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小封大概是不死心，在合肥跳舞又跳上一名女文工团员。毛泽东笑了：“你是不是在搞速胜论呀！恰好安徽省委书记曾西圣夫妇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便托他们代为了解一下女团员的情况。晚上，曾西圣夫妇来说：“哎呀，不太合适，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3岁了。”

    “还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封耀松“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曾西圣夫妇又说：“她是离过婚的，带者一个小孩。”

    毛泽东望住封耀松：“怎么样？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封耀松早垂下头，尴尬沮丧地摇摇头。

    毛泽东对曾西圣夫妇遗憾他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些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女演员了”

    送走曾西圣夫妇，毛泽东用指头捅小封：“速胜论不行吧？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的好。”

    上庐山后，毛泽东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晶帮忙，给封耀松介绍了一个女护士，回京后，毛泽东还多次应封耀松之求，帮他改写情书。封耀松和这名女护士终于成一对。新婚之日，夫妻俩一道请毛泽东吃喜糖。毛泽东接过新娘子剥好的糖块放嘴里，笑着祝福：“好啊，祝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卫士田云玉开始也找了一名女演员，谈了两年谈吹了。他曾送给女方手表衣料，吹了便追着往回要。毛泽东听说了，便开导他的卫士：“不要一吹就跟人家要东西么，不像个男子汉儿么。”“你不要跟人家要了。人家姑娘跟你好了一场，你就留给人家当个纪念也好么。不要谈不成就反目为仇，要像个男人样子么。”毛泽东听说这名卫士家里生活困难，还让罗秘书从稿费里拿出钱来支援这名卫士。后来，也是毛泽东帮助这名卫士解决了生活问题。

    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出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姚淑贤说：“不要紧。将来可以解释。”毛泽东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那诗小姚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静女其妹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我们卫士组都留有名单。因为毛泽东一再交待：“在我这里工作过的人员来看我，一定要报告。我不忙时，就带到我这里。我忙的时候，你们就代我接见。”

    1954年秋，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给我来电话，说有个叫翟作军的同志要求见主席。我忙翻出名册一查，有这个人，便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听了我的报告，他连连点头：“你不认识，我告诉你，他是河南人，是红军干部，细高细高的，你请他进来吧。”

    我忙赶到西门.果然是名细高细高的河南人，当时大约40岁左右。我带翟作军来到菊香书屋。

    毛泽东从办公桌后立起身，迎过来与翟作军握手，亲切随便：“来了？请坐。怎么样啊，你现在？

    翟作军先敬礼.后握手：“我在空军工作。

    “那好么。你坐，坐下说。”

    我送上茶便退出来。毛泽东待客总是一杯清茶。

    半小时后，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来到书房，他们还坐在那里聊着什么。翟作军显然熟悉毛泽东的习惯，一见我进门便自动立起身，告辞说：“主席，我定了。谢谢主席。”

    毛泽东送客到门口，在门坎里停住脚。翟作军最后敬一个军礼，便由我送出中南海。

    后来毛泽东去武汉时，翟作军又到东湖宾馆去看过毛泽东，仍是谈半小时便告辞。毛泽东还曾给翟作军写过信。类似这样的接见每年都要几次。一般不留吃饭，除非是刚刚离开。比如李连成，田云玉刚离开主席的那一年，过春节毛泽东接见他们，便留在家里一道吃饭，毛泽东一般不喝酒，那天给离开的卫士敬了一杯酒，自己也千了杯。他的脸立刻红了，深情地望着过去的卫士们说：“欢迎你们常来看我，我会想你们的。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只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他的工资开销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们帮过我的忙，我不能忘记他们。

    但是，毛泽东不曾帮助身边一个工作人员“飞黄腾达“去作“大官”他的临别赠言总少不了这样几句话：“安心搞生产”.“要夹着尾巴作人”.“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